长沙发掘中国城市考古之发轫——纪念中国考古百年暨长沙发掘70周

发布时间:2021-11-29编辑:admin浏览:

  1951年10月11日晚8时11分,从武汉开来的列车缓缓驶入小吴门外的长沙火车站。下来的乘客当中,有夏鼐、安志敏、王伯洪、陈公柔、钟少林、宋伯胤、王文林七人,前五人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二人来自南京博物院。他们此行组队来长沙,是为发掘长沙近郊的古墓。

  10月中旬,是长沙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却出了点小意外——车站出口竟没有接站人员。幸亏宋伯胤此前曾来过长沙,并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湖南省文管会)有些沟通。因此,就由他领着大家前往位于局关祠协和里七号的湖南省文管会。原来,中南区文化部发来的电报尚未送达,无人知晓工作队当天抵长,当然住房亦还未安排。省文管会赶紧联系湖南省政府交际处,终于安排在和记公寓住下,用完餐已到了晚上10点多。

  这次在长沙即将开展的考古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考古队在长江以南进行的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工作。长沙乃楚汉重镇,周边战国汉墓甚多。当时长沙大兴土木,建筑工程中发现很多墓葬,被毁被盗严重。

  1951年1月,中南区文化部致湖南省政府函《严禁盗掘长沙古墓》云:“查长沙近郊,年来发现古墓多处,大都为战国至汉之遗址,遗存极丰,并多珍贵。因之商贩外人,趋之若鹜,勾结土霸地主从事大规模的盗掘。搜罗所得,不仅制作精美,且保存完好……我中央人民政府三令五申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对文化遗产之重视,远逾前代。故今后长沙古墓、遗址不容再有破坏,遗存不容再有损失,自无待言。你府职责所在,对于中央人民政府政令,谅已严格执行。除对于古墓及附近一带地区,暂时绝对禁止任何挖掘外,以待将来清理,并嘱交通检查机关加紧注意古物运出,调查出土古物之在商贩手中者,及私人收藏者,以便收集。”

  在此情况之下,湖南省政府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抢救性考古发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但湖南省文管会缺乏考古人员,于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决定由常务副所长夏鼐率队来长沙配合工程发掘古墓葬。

  为准备这次发掘,夏鼐数月前就开始查阅有关长沙历史的书籍,包括陈运溶《湘城访古录》、光绪《善化县志》、嘉庆《长沙县志》、蒋玄怡《长沙出土器物图谱》、金陵大学《长沙古器物展览目录》及柯强《耶鲁长沙古物展览目录》、光绪《长沙县志》,并做了札记。在前往长沙的火车上,还阅读了商承祚的《长沙古物闻见记》。他所率领的队员安志敏、王伯洪、陈公柔,以及12月6日抵达的石兴邦、王仲殊,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名的“五虎上将”。

  这些成员,年前跟随夏鼐参加了辉县琉璃阁、固围村的发掘及在河南进行的考古调查,熟练掌握田野考古技术方法。这是一支风华正茂的“考古天团”:队长夏鼐41岁,安志敏27岁,王仲殊26岁,陈公柔32岁,石兴邦28岁,宋伯胤30岁。经夏鼐亲自培养、调教,日后都成为了中国考古界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到来,是长沙文物之幸,湖南考古之幸。

  工作队首先与地方联系,取得协助和支持,本地对口协作单位是湖南省文管会,于1950年10月成立,省文教厅长朱凡任主任,副主任为陈浴新,实际主持日常工作。

  到达长沙的次日,即由湖南省文管会成员蔡季襄带领,前往文管会拜会副主任陈浴新。陈为湖南安化蓝田(现涟源市)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长期军旅生涯,为长沙和平解放和湘西剿匪作出重要贡献,时任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湖南军区高参、省政府委员,1950年10月被任命为省文管会副主任委员。

  见面后,午餐由文管会在李合盛牛肉馆招待。李合盛牛肉馆从前能办全牛席,34样菜皆出于牛身上。为长沙军政界人士经常光顾之地,郭沫若、田汉亦多次在李合盛牛肉馆用餐。下午,工作队搬入省立博物馆筹备处,在兴汉门外留芳岭46号,乃洋式楼房,颇为宽敞。这就成了工作队的驻地了。

  此后数天做考古发掘前的准备工作,湖南方面派出了省博物馆筹备处程鹤轩参与发掘,后有“土夫子”谢少初(谢丙)加入其中。

  10月18日,考古发掘正式开工。发掘期间,省文管会每天都会派人参与考古发掘,名为参与,实际上也就只是看看而已。

  首选发掘点为陈家大山,即今长沙九所宾馆西侧的省委接待办陈家山宿舍一带。当日即开始发掘三墓,后来又陆续新开了几个发掘地点。

  陈家大山,10月18日开始发掘,10月29日结束,共计发掘战国—汉墓24座。

  伍家岭,10月26日开始发掘,1952年1月10日结束,共计发掘战国—汉墓64座。该墓地发现了车船模型,夏鼐亲自修复和复原车船结构。该墓前室还出土了“鱼鲊一斛”的封泥匣。鱼鲊,是用盐和红曲腌制的鱼,该工艺至今还存留于湘西、湘南地区。

  识字岭(子弹库),10月29日开始发掘,1952年1月16日结束,共计发掘战国—汉墓50座。《夏鼐日记》云:“木椁及木棺保存极佳,为抵长沙以来所初次遇到保存如此之佳者。”

  徐家湾(杨家山、五里牌),12月6日开始发掘,1952年2月22日结束。共计发掘战国—汉墓7座。

  发掘期间,还了解到湖南长沙以外其他地区——澧县发现新石器遗存。《夏鼐日记》云:“今年3月间文管会赴澧县调查文物,知其地有新石器出土,现藏文管会之有孔石斧及小石锛即澧县出土。闻出土地点在离城10里之铁坑,当地人修筑澧水河堤时所掘。”这是湖南新石器遗存的首次记载,而发现地是新石器文化遗存重镇澧阳平原,意义深远。

  据《安志敏日记》记载,工地发掘到1952年2月22日才结束,因为这天安志敏还去踏查了马王堆。

  工作队成员是1952年陆续离开的,1月12日,夏鼐离开长沙,1月24日王伯洪离开,2月20日,石兴邦、王文林、陈公柔离开。2月28日安志敏、钟少林离开长沙,长沙发掘工作正式结束。

  长沙发掘团为湖南考古留下了火种,规范了发掘古墓的操作程序和方法。组建考古工作团或考古队成为后来考古发掘与管理的基本模式,队长即为后来的领队或项目负责人。在夏鼐执笔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里,署名是“考古研究所湖南调查发掘团”,在正式的发掘报告里,署名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工作队”。

  工作队走后,湖南开始了自己的考古工作,1952年湖南省文管会组成“长沙市近郊古墓葬清理工作队”。同年,顾铁符率领队伍来长沙指导发掘。1953年成立“湖南省文物清理工作队”。1958年,成立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1986年6月考古部从博物馆分立,成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就是湖南考古机构的历史沿革和大致演变过程。

  首先是坚守与责任。考古队一切以工作为重,在住宿、请工等方面尽可能节约,工作期间尽量赶时间,雨天也上工。工作不分白天晚上,不分工作日节假日,即使元旦、大年三十也都在工作。这开创了一种精神,成为中国田野考古的特点与作风。

  其次是工作细致严谨,科学求实,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严谨扎实的学风。比如对于车船模型的复原,对于棺椁的清理,对于墓地的编号等,方法先进,描述准确。对于墓葬棺椁结构的研究、墓葬形制分析、陶器与墓葬形制结合进行分期等,都是相当好的创建。

  第三是形成一套墓葬发掘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并从方法论上予以概括。这是很好的学术范式。多年之后,石兴邦执笔的《考古工作手册》田野考古方法中涉及的墓葬发掘内容,显然有长沙发掘积累的经验总结与提炼。

  第四是考古发掘成果及时公布,及时向公众宣传。在发掘期间举行发掘成果展览会,第一时间将成果向社会公布。扩大了考古的影响,宣传了地方文化。这绝非多余,因为考古学的最终使命,直接指向考古发掘、保护与研究。

  1951年的发掘还见证了长沙城市的历史变迁。小吴门外的火车站已在城外,伍家岭、沙河桥遍布砖厂,陈家大山、识字岭、徐家湾、杨家山、五里牌都在郊外。《安志敏日记》中记载当时的长沙城,就是以现在还保留的那些叫“XX门”的地方为边界的。东边的浏阳门、小吴门;北边的兴汉门、湘春门;南边的黄道门,再加上西边的四门(小西门、大西门、潮宗门、通泰门),俗称长沙老九门。城外就是郊区,是古墓葬集中的地方。实际上,九门之内也有战国、西汉墓葬和墓地,因为早年的城还要小。从这个意义上说,1951年的长沙发掘亦可视为中国城市考古之发轫。

  从1951年到现在,70年的湖南考古,为中华文明探源和湖湘文化探源提供了切实的学术成果。湖南考古取得的重大成就,不仅填补了秦汉以来湖南历史的大片空白,更重建了先秦时期湖南历史的基本框架;延伸了湖南历史轴线,将湖湘文化源头大大提前;证明古代湖南积极主动参与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在长达数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湖南地区与周边文化融合与互动,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建立了湖南地区先秦史和史前史的基本框架。津市虎爪山发现距今50万年前的旧石器,从虎爪山到十里岗,旧石器年代和文化序列的建立使得湖南成为南中国旧石器文化谱系最清楚的地区;玉蟾岩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水稻,并复原出中国最早的完整陶器;高庙的白陶是中国最早的精神文化和史前艺术的杰出代表;城头山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址;孙家岗出土的玉器表明湖南广泛参与了早期中国文明化的进程。

  填补了秦汉以来湖南历史的大片空白。炭河里古城的发现表明湖南在商周时期存在过方国,并缔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东周时期系列楚城的发现实证,湖南从化外荒蛮之地进入国家序列;战国秦汉简牍的发现表明,湖南从楚国开始就建立了郡县管辖;马王堆汉墓及一系列汉代王侯陵墓的发掘,打开了湖南两汉与上古文化关联的基因密码;走马楼吴简的发现,揭示六朝时期湖南的历史图景;隋唐至宋元明清湖南陶瓷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湘阴窑、岳州窑、长沙窑、衡州窑、衡阳窑、醴陵窑,六大窑址耀彩中华;老司城土司遗址,揭示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揭示了湖南华夏化进程和湖湘文化起源与发展过程。首先,湖南史前考古证明,湖南地区史前文化参与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互动,为早期中国多元一体文明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水稻的驯化与栽培对于中国稻作农业文明的贡献、城池的建立对于中国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贡献、高庙白陶图像对于中国艺术与信仰等精神文化方面的贡献。其次,湖南历史时期考古实证了湖南华夏化进程和湖湘文化发展进程。湖南青铜器吸收融合中原和本地特色,为中国青铜文明增添了湖南瑰宝。通过商周时期湖南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化外之地接受华夏文明的具体过程。考古还显示,华夏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民族南迁入湘,实际上从距今4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东周又以楚国为高峰,直到长沙国建立、三国混战、衣冠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元明时期江西填湖南等,都能找到谭其骧所说的湖南人之由来,蛮族血统与华夏血缘结合的考古学证据。湖南的华夏化和湖湘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融合与交流中达成的。

  推动了考古成果的转化与利用。主要方式是开展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十三五”期间,湖南的国家大遗址项目有11处,位列南方各省前列。考古遗址公园开放为文旅融合提供支撑,推动文旅融合、文物科技融合。在澧县城头山、长沙铜官窑、宁乡炭河里等考古遗址公园开展考古研学游,展示考古科研成果,向社会公众传播文物考古知识,助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这些再一次印证了夏鼐先生给《湖南考古辑刊》的题词:“湖楚文明数千年,长沙发掘著先鞭;马王堆里多瑰宝,更出新篇后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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